中國名震海內(nèi)外的幾大石窟，云岡，龍門，莫高，麥積山，大足，克孜爾，炳靈寺，響堂山……大致都去過。鬼斧神工，石破天驚，鏤骨銘心，登峰造極。
身為山西人，感念最多的自然還是大同云岡石窟。
第一次見到云岡石窟，應(yīng)該是八十年代初期。大學剛畢業(yè)，發(fā)了幾篇小說，還獲了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那時的我，一腔氣吞山河之感，渾身叱咤風云之態(tài)，躊躇滿志，雄視天下。記得那一天是個清晨，一路搖晃顛簸，七彎八拐，終于看到這一座座神態(tài)超然，靜謐莊嚴的巨型佛像時，心里怦然一聲，幾乎一下子就淪陷了。第一個感覺，就是覺得自己的豪邁和高傲，實在太渺小太可笑了。一尊尊巨佛，不嘈雜，不爭辯，不設(shè)防，不審視，就那樣靜靜地面對著你，露出那種根本察覺不到的或微笑，或冥思，或憐愛，或?qū)捨?，于是你就像被什么擊中了一般，一如醍醐灌頂，立刻就清醒過來并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文化的力量。大美無言，大象無形，大愛無疆，大音希聲。
也許文化就是這樣，一見傾心，豁然貫通，山搖地動，深陷其中。你能感覺得到，認定無處不在，以至魂牽夢縈，蔓延不絕，終身終世，但卻始終無法清楚地把它描繪和敘述出來。
回去好久好久了，令我怦然心動的巨佛，依然會時不時浮現(xiàn)在眼前。
幾十年間，去過云岡石窟的次數(shù)已經(jīng)數(shù)不清了。
去云岡石窟多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我在省政府工作的那幾年分管文物，而那時國家文物局局長是單霽翔，大同市長是耿彥波，他們還有兩個共同的好朋友，馮驥才和韓美林。
他們幾個，都對云岡石窟愛得死去活來，活像自己的命根子一樣。
那一天記得已經(jīng)很晚很晚了，大約深夜12點左右，突然接到了紅機電話。我先是愣了一愣，緊接著嚇了一跳，省委書記的嗓音。這么晚了，一定是大事！還沒等我反應(yīng)過來，書記嚴厲的聲音便跟了過來：“耿彥波在云岡石窟干什么了，你知道嗎？”我正琢磨著該怎么回答，書記又來了一句，“國家文物局單霽翔你熟嗎？”
我趕忙回答，“熟悉，政協(xié)我們在一個組?！?br />
“那你明天一早就趕到大同去，單霽翔明天也一早到。耿彥波這些天在云岡石窟不知道都折騰了些啥，讓人告到國家文物局了?！?br />
省委書記的聲音不大，但聽得出來，書記很在意，也很生氣。書記是個作風十分嚴謹?shù)念I(lǐng)導，之所以半夜打來電話，估計單霽翔的那一段話，確實把問題寫得很嚴重。
耿彥波市長在大同維修云岡石窟的事，自然是知道的。但具體要把云岡石窟修復成什么樣子，目前正在實施怎樣的工程，采取什么樣的措施，工程到了哪一步，自己并不是十分清楚。作為大同市長的耿彥波，既是專家，又是領(lǐng)導，在文物維護和修復方面，政績卓著。王家大院、榆次老城、綿山開掘、晉祠重修、蒙山大佛，幾乎都是他的杰作。這些地方至今都是旅游勝地，名聞天下。即使是文物專家也都心悅誠服，在地方干部和群眾眼里，也都是神一樣的存在。耿彥波想干什么，跟著他干就是了，一般也沒有什么人會對他工程指手畫腳，說三道四。
但這次不同，省委書記的電話剛放下不久，省政府秘書長，省文物局，省委辦公廳的電話也都一個接一個打了過來。
一個意思，國家文物局長單霽翔把耿彥波市長正在維修云岡石窟的行為幾乎說成是“對文物的極大破壞，將會對這一歷史文化遺產(chǎn)造成難以估量的重大損害……”
第二天六點多趕到大同時，沒想到單霽翔早已在五點前就趕到了云岡石窟。
單霽翔雖然認識，但對這個面相和藹的局長并不真正了解。平時在政協(xié)開會，他總是抱著一大摞子提案，挨個讓政協(xié)委員們聯(lián)名會簽。他的那些提案，都是有關(guān)文物方面的提案，而且每次兩會近百份的政協(xié)提案，幾乎都是他一個人提出來的。那時候只知道他是一個負責任的局長，一直等到在政府工作分管文物后，才漸漸真正知道了單霽翔的厲害。這個國家文物局長不抽煙，不喝酒，不吃請，不住套間，不坐頭等艙。
耿彥波倒是很熟悉，但性格好像與單霽翔不大一樣。不論是坐飛機還是坐汽車，一上來倒頭就能呼呼大睡。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管是啥樣的房間，看也不看，不洗不刷，有時候連鞋也不脫，往床上一滾立刻就鼾聲如雷。第二天從凌晨四點到工地檢查，七點回市政府工作，然后一直忙到深夜，周而復始，一切如故，幾個司機工作人員都跟著他累垮。也許是太累太困了，倒頭睡，埋頭吃，好像根本不關(guān)心住的坐的是啥，吃的喝的是啥。
這兩個人到了一起，天知道會發(fā)生什么事情。想起昨晚書記囑咐我的話，突然擔心起來。說實話，對行政工作，自己初來乍到，完全是門外漢，面對著這樣兩位政界要員，問題究竟該怎么解決，心里一點兒沒譜。到了大同早飯也沒顧上吃，就直奔云岡石窟。
大同市區(qū)距離云岡石窟三十多里，這條路自己曾經(jīng)走過無數(shù)次。
一路上讓我詫異的是，過去土石裸露的大路兩旁和光禿禿的山崗上，竟然已經(jīng)一片翠綠，漫山遍野都已經(jīng)栽上了樹木。凹凸不平、塵土飛揚的土砂路，也完全變成了黑黝黝的柏油路。耿彥波在大同當市長還不到兩年，云岡就有了這種變化，不禁令我暗暗稱奇。
聞名遐邇的耿市長，確實有兩把刷子，名聲還真不是吹的。
等在石窟大門口的市政府辦公室主任一見面就對我說，單局長和耿市長一大早就在一起了，就他們倆，不帶車，誰也不讓跟，先是在溝里轉(zhuǎn)，這會兒又爬到山上去了。主任看看時間，“你看你看，說是等你來了再吃早飯，可你看現(xiàn)在都幾點了，我們都餓得前心貼后心了，他倆好像都不知道已經(jīng)快到吃午飯的點了。”
利用這個空兒，主任把單霽翔發(fā)火的來龍去脈大致給我講了講。其實就一個意思，真正想把云岡石窟維護好，實在很不容易。
留傳至今的大同云岡石窟，大規(guī)模的建造，從北魏中期起始，曾聚集數(shù)萬工匠，鑿山為壁，夜以繼日，創(chuàng)立了這一舉世稱奇的人間瑰寶。
北魏極盛時，以平城（今大同）為都，北伐南征，橫掃北燕，攻陷北涼，征服胡夏，收獲河西，盡取關(guān)中，擴地千里，一統(tǒng)北方，結(jié)束了十六國百年紛爭的血腥局面。在此之后，北魏王朝又在社會、文化、政治、經(jīng)濟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召還流民，整頓吏治，注重教育，尊崇德行，興利除弊，緩解社會矛盾，使得國力逐步增強。
北魏王朝最大的壯舉，就是全面強行實施漢化，尊儒教，行周禮，建太廟，正祀典，去長尺，廢大斗，改重秤，全國上下，一律漢服，舉國遷都洛陽后，甚至下令改掉了鮮卑復姓為單音漢姓，大力提倡鮮卑人和漢人通婚，即使死后也不準還葬平城?？梢哉f，完全是北魏王朝自己毫不留情地親手毀滅了自己的落后文化。
今天看來，也許這就是文化的力量，而當時的漢文化，也確實是屬于先進文化的范疇。先進文化的力量，是不可戰(zhàn)勝的，即使你可以暫時毀滅了人們的軀體，斷絕了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但它仍然會頑強地存活并成長在一個民族的血脈之中。
延續(xù)至今的云岡石窟，一座座沉默的大佛，似乎在靜靜地守候和展示著歷史上曾發(fā)生過的這一切。五胡十六國時，戰(zhàn)亂頻仍，血流成河，人們只能求助于這些無言的大佛，盼望能逃脫災難，舉家平安。等到國家一統(tǒng)時，世界平和了，人們又在這里紛紛祈禱，企望歲月靜好，世世太平。
那時候的大同，和今天的大同已經(jīng)相隔了一千八百多年。
北魏時代的大同，北依方山，東臨馬鋪，西為武州，南靠盆地，地勢自西北而東南逐漸降低，位置不高不低，面川而又依山傍水。盆地開闊，水網(wǎng)密布，土地肥饒，雜樹交蔭。處于廣川之上，位于不傾之地，完全符合處國立都的優(yōu)越條件。云岡石窟興建于大同西郊，那時候的云岡，“……挖池蓄水，開山引流，灌注園池，鑿石切壁，因巖結(jié)構(gòu)，真容巨壯?！趿a街，絲楊被浦，長塘曲池，經(jīng)水若澤?！碧幪幟谰?，遂使云岡成為北魏時期皇家和黎民重要的禮佛與游樂場所。
但今天的大同，一是因為氣候的變化，二是由于處處蓄水截流，三是受困于云岡四周諸多煤礦的開采，早已是水源枯竭，河流干涸。經(jīng)年塵土飛揚，風沙遍野，特別是煤礦開采和二氧化硫造成的空氣污染以及酸雨侵蝕，對云岡石窟的維護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僅僅幾十年，當初石窟外壁星羅密布的萬千石佛，今天已經(jīng)所見無幾。
耿彥波當了大同市長，第一件事就是對云岡石窟這座世界文化遺產(chǎn)，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全方位的維護和修復。關(guān)閉遷移數(shù)十座煤礦，恢復生態(tài)，改道云岡石窟上方的運煤公路，封閉云岡四周山嶺，截斷私自偷觀石窟所有的人行通道。還有一個重要舉措，在石窟前沿的山溝和石窟四周的區(qū)域蓄水筑池，要把云岡石窟還原為一個潔凈而又濕潤的區(qū)域小氣候。
當時單霽翔局長最為擔心的恰恰就在這里，因為在告狀信里面，也不乏一些專家的聲音。如果把云岡石窟放置在一個潮濕的環(huán)境里，必然會對云岡石窟造成更大的侵蝕和破壞。
耿彥波當時帶著單霽翔，其實就是一次現(xiàn)場解說，把當年流經(jīng)云岡這一帶的水道和池塘一一指說給局長。
單霽翔很可能就在那個時候，發(fā)現(xiàn)了這個干巴瘦的市長耿彥波，在維護云岡石窟工程方面，已經(jīng)做了大量開工之前的考察和調(diào)研工作。
今天看來，這是一個真正的大手筆，連馮驥才也說，耿彥波這個舉措，應(yīng)該是從根本上解決了云岡石窟的維護問題。但這一系列舉措，也極大觸動了很多人的利益。于是，就有了各種各樣的檢舉揭發(fā)和告狀信，就有了單霽翔雷霆震怒，嚴厲批示，連夜趕來調(diào)查，就有了省委書記半夜電話，讓耿彥波凌晨四點就等在這里的文物事件。
其實這件事最終也就是一個很快就證實了的誤打誤撞和誤判。
耿彥波毫無私心，集思廣益，認真調(diào)研，貨真價實地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耿彥波十分幸運，云岡石窟也同樣十分幸運的是，碰到了一個在工作上格外較真，對文物保護舉措十分務(wù)實從善如流的單霽翔，居然連夜親自趕到云岡石窟，非要把這件事弄個水落石出，明明白白。而且對就對，錯就是錯，有了偏差，立刻予以糾正。如果換作另外一種性情的領(lǐng)導，作一個嚴厲的批示，也就完事了，至于工程對不對，有沒有問題，那就再也不會過問了，這樣一來，那耿彥波的這個黑鍋可就不知道要背多久了，云岡石窟這個維護工程也不知要拖到哪年哪月了。
那天等大家看到他們兩個從山頭上走下來時，所有的人都有些發(fā)懵。他們倆一路比比劃劃，滔滔不絕，情緒熱烈，言談不休，都已經(jīng)好幾個小時了，依舊毫無倦意。那模樣，就好像兩個好朋友，很多年沒見面了一樣。
直看得我兩眼發(fā)愣，什么叫惺惺惜惺惺，眼前就是。
我猜想當時他們之間肯定有過一番激烈的爭執(zhí)和交鋒，當然也會有各執(zhí)一詞的訴說和辯解。但最終是怎么說服了對方，怎么感染了對方，那就不得而知了。
十幾年過去了，今天看來，縝密的科學數(shù)據(jù)，完全證明了當時的舉措對云岡石窟的保護功不可沒，功德無量。
今天想來，不管是任何一方，當年他們的作為，都值得我們深思和敬仰。能做到這一點，真不容易。
這是我當副省長不久后，第一次碰到的一件十分頭疼，也十分棘手的大事。頭疼是因為省委書記深夜親自打了電話，棘手是這兩個人物都是有名的不好對付的人，讓我這個一介書生根本不知道該如何應(yīng)對。
沒想到這么一個天大的難題，什么工作也沒有做，就圓滿徹底地解決了。
吃午飯時，單霽翔說，“我回去就寫報告，如何保護文物，大同就是一個標桿，云岡石窟就是一個典型事例?！?br />
耿彥波一副十分謙虛的樣子，“局長指出了很多問題，做了很多指示，我們一定認真改正，認真完成。”
單霽翔對云岡石窟的維護確實非常投入，他當時甚至提出要用杭州西湖的辦法，用鋼化玻璃做成巨型罩子，就像罩住雷峰塔那樣，把云岡石窟也整個罩起來。
這更是一個大手筆。
令人惋惜的是，云岡石窟巨型鋼化玻璃罩子的設(shè)想還沒落實，單霽翔就調(diào)到了故宮。也許這正是故宮的幸運，也就幾年時間，平均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以上，單霽翔把故宮里里外外全部翻新，整個修復了一遍。金碧輝煌的故宮，完全像新建的一樣。
耿彥波呢，在大同五年，他幾乎完全復原了一座大同古城。去年我到大同，晚上游覽古城，城墻上游人如織，熱鬧非凡，車水馬龍，一片鼎沸。于今耿彥波已經(jīng)離開大同十多年了，但那個導游一邊給我們解說，一邊仍無比自豪地說了無數(shù)遍“我們的耿市長”。
單霽翔到云岡石窟的那一年秋天，馮驥才和韓美林也來到了云岡石窟。聽到單霽翔和耿彥波的事情，兩個人異口同聲地說，張平你一定要把這件事寫出來，國家有這樣的干部，才是老百姓的福氣。
那天他們到了云岡石窟，在景點辦事處，兩位大家又寫又畫，勞累了幾乎一上午。馮驥才一臉赤誠，畫了好幾張大畫；韓美林揮筆如飛，寫了差不多兩百幅大字。兩個人這么慷慨大方，就一個意思，你耿彥波當市長不易，為了修復文物古跡，處處求人，處處說好話，用我們這些字畫，作為禮物送給他們，肯定讓你求人辦事能更容易一些。
后來一起觀摩石窟，馮驥才對著巨佛說，這些文物保住了，文化也就保住了。只要大佛矗立在這里，我們的文化就消亡不了，也沒人能消亡得了。
文物是文化的載體和根脈，保護文物就是保護歷史，傳承文化。文化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文明的價值衍變，文化的外延與內(nèi)涵都在不斷地擴展和變化。所有延續(xù)至今的強勢文化，無一不是不斷吸收世界人類文明的結(jié)果，無一不是不斷揚棄自身精華和糟粕的結(jié)果，無一不是守正創(chuàng)新，不斷進步的結(jié)果。
北魏如此，大唐如此，宋明如此，當今時代也一樣如此。
近兩千年過去了，大佛無言，一直靜靜地佇立在這里。北魏至今，一代一代的皇親國戚和大吏要員，人們早已都忘記了。只有大佛，只有文化，仍然經(jīng)天緯地，力挺八極。一晃十幾年又過去了，當年的英豪們都老去了，但單霽翔、耿彥波、馮驥才、韓美林這些人物依然活靈活現(xiàn)地呈現(xiàn)在自己的腦海里。
有這些人在，文化就在。有更多這樣的人在，我們民族的文化就會千秋萬世，歷久彌新。
那一年耿彥波調(diào)離大同，大同上萬群眾上街請愿，希望他們的耿市長能留下來。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感慨萬分，但一點兒也不覺得奇怪。
口碑也是一種文化，并且是世界共有的一種特殊文化。
無言的口碑，像巨佛一樣，會永遠橫亙在人們心中。
之后每當聽到單霽翔、耿彥波的消息時，我總是止不住就想起了馮驥才那句話，國家有這樣的干部，才是老百姓的福氣。
國家有這樣的干部，更是中國文化的福氣。
【作者簡介】張平，生于西安。歷任山西省文聯(lián)副主席、山西省電影家協(xié)會主席、山西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文學藝術(shù)界聯(lián)合會副主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祭妻》《姐姐》等；中篇小說《妮兒》《血魂》等；文集《我只能說真話》《祭妻》等；長篇紀實文學《孤兒淚》；長篇小說《法撼汾西》《天網(wǎng)》《兇犯》《紅雪》《抉擇》《十面埋伏》《國家干部》《重新生活》《生死守護》。先后獲得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莊重文文學獎、金盾文學獎、趙樹理文學獎、曹雪芹文學獎、吳承恩文學獎、茅盾文學獎、國家圖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等。多部作品被改編為電影、電視連續(xù)劇，并先后多次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金雞獎、百花獎、華表獎、大學生電影節(jié)最佳影片獎、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金獎等。作品已被翻譯為英語、法語、俄語、日語、葡萄牙語等多國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