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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xué)習(xí)園地


                    感悟康熙收復(fù)臺灣——三必剿三必撫韜略


                    收臺之策,在于收心。不獨緩收,獨者立收!

                    中華一統(tǒng),天下大勢。兩岸一家,血濃于水!

                    外國勢力,蚍蜉撼樹。天佑中華,盛世來臨!

                    大道理

                    2024年6月13日15:22:42

                    統(tǒng)一臺灣后,康熙如何進行戰(zhàn)爭善后和治理臺灣

                    1682年,康熙正式?jīng)Q定收復(fù)臺灣,命福建總督姚啟圣、福建水師提督施瑯等人準(zhǔn)備攻臺之戰(zhàn)。第二年7月,施瑯率兵從銅山(今福建東山島)出發(fā),在澎湖大敗劉國軒率領(lǐng)的鄭軍水師主力,迫使鄭克塊獻地投降。至此,康熙皇帝完成全國統(tǒng)一大業(yè)。

                    如今300多年過去了,康熙用“以打促談”的策略收復(fù)臺灣已被世人熟知。但在這場戰(zhàn)爭之后,康熙是如何開展戰(zhàn)爭善后,有效治理臺灣,讓臺灣穩(wěn)步發(fā)展的呢?

                    圖1清圣祖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年號“康熙”。他一生平定三藩之亂、澎湖海戰(zhàn)統(tǒng)一臺灣、挫敗沙俄侵略軍、三征噶爾丹。這些大規(guī)模用兵,奠定了清朝興盛的根基

                    戰(zhàn)爭善后:賜爵封官安民心

                    戰(zhàn)爭結(jié)束之后,如何處理投降的鄭克塽和其他將領(lǐng)、士卒,是康熙面對的首要問題。

                    為此,康熙專門下詔:“鄭克塽家口親族及劉國軒、馮錫范本身家口,俱令遣發(fā)來京,其偽官并明裔朱桓等,俱于附近各省上安插墾荒。”鄭克塽等人到達北京后,康熙即授予鄭克塽公銜,劉國軒、馮錫范伯銜,同時賜予房屋田地。

                    而對于原明鄭當(dāng)局最高武官劉國軒,康熙更是格外關(guān)注,優(yōu)待有加。他命劉國軒任“直隸天津總兵官”,而且專門在乾清門召見劉國軒,賞賜白金、宅第。劉國軒對康熙帝感激涕零地說道:臣蒙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無可報答,愿歸身旗下,以效犬馬。

                    圖2鄭克塽(1670—?),字實弘、號晦堂、鄭經(jīng)次子,鄭成功之孫。鄭經(jīng)及陳永華去世后,重臣馮錫范聯(lián)合鄭經(jīng)從弟等人發(fā)動政變,刺殺監(jiān)國鄭克臧得逞,立年僅12歲的鄭克塽為延平郡王。降清后,被特封為公爵,隸漢軍正紅旗,賜府邸

                    對于其他官員、士卒,康熙的政策是“從優(yōu)敘錄,加恩安插,務(wù)令得所”,無論回原籍、受新職、入伍、歸農(nóng),皆采取自愿原則,對2000多名官員、4萬名士卒均既往不咎、各得其所,此后再未發(fā)生叛亂。

                    對于攻臺有功之臣,康熙也及時進行了獎勵,第一功臣當(dāng)然是施瑯,他被授予靖海將軍,封為靖海侯。這期間,朝廷中已有關(guān)于施瑯恃功驕傲、在臺灣霸占土地等議論,甚至有人建議康熙,乘施瑯來北京接受爵位之際,將他留在北京,以絕后患。

                    但康熙心里很清楚,臺灣剛剛收復(fù),還需要施瑯這樣既能統(tǒng)兵作戰(zhàn)又了解臺灣的人鎮(zhèn)守,現(xiàn)在將他留下,得不償失。于是他對施瑯說:有言爾恃功驕傲者,朕亦頗聞之……從來功高者,往往不克保全始終,皆由不能敬慎之故,爾其勉之。這番話既有對施瑯的肯定,也暗含敲打之意,讓施瑯感恩戴德地繼續(xù)為朝廷效命。

                    其次,對于參加戰(zhàn)役的士兵,康熙破例將他們補入內(nèi)地綠營。而對于澎湖一役傷亡的2100名官兵,康熙更是極為重視,要求兵部及時對傷亡官兵賜賞。這些措施,無疑對激勵將士“忠君報國”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

                    是棄是守:施瑯意見定乾坤

                    如今我們可能很難想象,收復(fù)臺灣后,清廷居然針對臺灣是棄是守展開了一場大討論,而且主張放棄臺灣的意見一度占了上風(fēng)。

                    原來,受到當(dāng)時歷史條件的限制,一些清朝官員沒有意識到臺灣的價值,他們認(rèn)為:臺灣為海外泥丸,不足為中國加廣;裸體文身之番,不足與共守;日費天府金錢于無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主張放棄臺灣。連曾經(jīng)極力向康熙皇帝推薦過施瑯的內(nèi)閣大學(xué)士李光地也認(rèn)為:臺灣隔在大洋以外,聲息皆不相通,因而主張空其地,任夷人居之。

                    這些議論,一度讓康熙也產(chǎn)生了放棄臺灣的念頭。

                    但是也有人提議要保留臺灣,第一個提出要保留臺灣的,是福建總督姚啟圣,他在剛攻克臺灣時,就上書康熙,認(rèn)為應(yīng)該保留臺灣,可惜他在收復(fù)臺灣后的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了。

                    圖3施瑯(1621—1696),字尊侯,號琢公,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今泉州市晉江市龍湖鎮(zhèn)衙口村)人,早年是鄭芝龍的部將,順治三年(1646)隨鄭芝龍降清。不久又加入鄭成功的抗清隊伍,成為鄭成功的得力助手。鄭成功手下曾德得罪了施瑯,施瑯借故殺曾德而得罪了鄭成功,鄭成功誅殺了施瑯父親與弟弟。由于親人被鄭成功殺害的大恨,施瑯再次降清,后指揮清軍水師在澎湖海戰(zhàn)對臺灣水師獲得大勝

                    圖4姚啟圣(1624—1683)、字熙止,號憂庵,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隸漢軍鑲紅旗。清朝康熙年間政治家、軍事家、名臣、名將,收復(fù)臺灣的決定性人物之一

                    而施瑯對這一問題則遲遲未表態(tài),直到他在臺灣登陸100多天對臺灣“閱歷周詳”之后,上奏《恭陳臺灣棄留疏》,堅決反對放棄臺灣。

                    施瑯首先從戰(zhàn)略、地理的角度分析了臺灣與東南沿海諸省的關(guān)系,他認(rèn)為臺灣延袤數(shù)千里,山川峻峭,乃江、浙、閩、粵四省之佐護。其次,他敘述了臺灣的歷史,提出很久以前中國人就已到了那里,生聚于其間。

                    同時,他還描述臺灣野沃土膏、物產(chǎn)利溥、耕桑并耦、漁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黃、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具有無限的開發(fā)前景。

                    圖5安平古堡,位于臺灣省臺南市,乃荷蘭人據(jù)臺時期,為拓展遠東貿(mào)易所而修建,故又名“紅毛城”或“番仔城”,為臺灣最早的一座城堡。歷經(jīng)荷據(jù)、明鄭、清領(lǐng)、日據(jù),見證了臺灣30多年來的滄桑歷史

                    最后他提出,荷蘭殖民者雖然被鄭成功驅(qū)逐出境,但仍不甘心,多年來無時不思卷土重來。臺灣一旦棄守,勢必重落荷蘭人之手,屆時對整個東南都會造成威脅。

                    最終,一向以圣明著稱的康熙,采納了施瑯的意見,臺灣自此正式收歸大清版圖。

                    有效治理:行政駐軍減賦稅

                    既然決定了保留臺灣,接下來就要開始行政管理。1684年,清廷正式劃臺灣為一府三縣,隸福建省。臺灣府連同廈門府一起,設(shè)置臺廈兵備道。在臺灣府設(shè)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府治設(shè)于東安坊,在今臺南市。

                    雖然當(dāng)時臺灣府只有三個縣,而且這三個縣所能管轄的也只是“山外沿海平地”,范圍很有限,但這是清政府對內(nèi)實行治理、對外宣示主權(quán)的重要一步。

                    要讓臺灣真正穩(wěn)定,駐軍必不可少,為此,清政府在臺灣設(shè)總兵1員,副將2員,兵8000;澎湖設(shè)副將1員,兵2000。臺灣駐軍實際上主要從福建省綠營中抽調(diào),分別駐扎于臺灣地區(qū)政治、經(jīng)濟、戰(zhàn)略等要地,實現(xiàn)了對臺灣的軍事控制。

                    圖6鄭成功(1624—1662),明末清初軍事家。1645年清軍攻入江南,不久父親鄭芝龍降清;鄭成功率領(lǐng)父親舊部在中國東南沿海抗清,成為南明后期主要軍事力量之一。1661年率軍橫渡臺灣海峽,翌年擊敗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駐軍,收復(fù)臺灣

                    有了行政、軍事人員,自然也就有了管理支出,就要考慮稅收問題。在鄭氏時期除了田賦、丁稅,還有各種雜稅,名目繁多。再加上連年征戰(zhàn),軍費浩大,鄭氏橫征暴斂,讓島內(nèi)怨聲載道。收復(fù)臺灣后,處理善后事宜的侍郎蘇拜、總督姚啟圣本來想繼續(xù)按照鄭氏的稅收名冊收稅,但施瑯提出了不同意見。

                    施瑯認(rèn)為,鄭氏自稱一國,按照一國的用度收稅,導(dǎo)致人民負擔(dān)很重,而且鄭克塽投降之后,鄭氏宗黨、文武官員、士卒及各省難民走了大半,在此情況下,仍然按照原有的數(shù)目收稅,無疑會加重人民的負擔(dān),甚至造成地方動亂。

                    施瑯的上書,又一次引起了康熙的重視。最終,臺灣的各項稅負均有不同程度的豁減,這對于清初臺灣地方招徠移民、生聚開發(fā)均具積極的意義。

                    合理開發(fā):陳瑸的重要作用

                    前文已提到,施瑯為保留臺灣、降低賦稅兩次上書,都得到了康熙的認(rèn)可,如果說施瑯在處理臺灣問題上,完全是一心為國為民,毫無個人私心,事實也非如此。

                    這期間,施瑯利用鄭氏投降、文武官員遣送回內(nèi)地,臺灣處于更替權(quán)力的真空機會,私占了不少田產(chǎn),為了保住這些既得利益,施瑯于是一改以往模棱兩可的態(tài)度,上疏力主留臺。諸羅縣首任縣令季麒光,在他的文集中,就詳細記載了當(dāng)時施瑯倚仗權(quán)勢、縱容屬下、巧奪豪取、為所欲為的行徑。

                    在早期治臺的官員中,治臺時間最長、政績最卓著的,非“治臺第一人”陳琮莫屬。他做過3年臺灣縣縣令,又做了6年臺廈道道員,之后擔(dān)任福建巡撫直到去世,其間一直在參與臺灣的管理。陳瑸為官清廉,對自己要求很嚴(yán),當(dāng)時就被人稱為“苦行老僧”“天下第一清官”,康熙皇帝贊為“清廉中之卓絕者”。

                    除了清廉,陳瑸在治理開發(fā)臺灣上也貢獻很大。他明白,治國之本在于“收人心”,收人心的主要辦法則是“重教化”。于是陳瑸興社學(xué)、置學(xué)田、建文廟、重考核,讓臺灣的教育事業(yè)走上正軌,風(fēng)俗民情也煥然一新。

                    此外,他還“肅官箴”“清案件”“禁酷刑”“寬民力”“安土番”“端士習(xí)”“嚴(yán)健訟”“除奸宄”“勵武生”,通過這些措施,陳瑸成功地贏得了臺灣民眾之心,清政府在臺灣地區(qū)的統(tǒng)治也得到了維護與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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